一位傳奇女子的抗戰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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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7月戰火肆虐，上海周邊地區近70萬難民向租界湧去，他們扶老攜幼，饑寒交迫。位於馬斯南路也就是今天思南路的原震旦大學操場上，搭建起了數個大竹棚，每個大棚能容近400人，這裏就是上海國際救濟會的第一難民收容所。竹棚雖然簡陋，但基本的生活設施卻很齊備，爐竈、廁所、醫務室、病房、收容所辦公室都被安排得井井有條。隨著難民源源不斷地來到這裏，這一方操場，成了上萬人的避風港。
　　在這個避風港裏，作為難民收容所總幹事的黃慕蘭，終日忙碌著。黃慕蘭出生在湖南瀏陽，他的父親黃穎初曾與譚嗣同等人一起被並稱為舊民主主義革命期間的“瀏陽三傑”。19歲那年黃慕蘭就加入了共產黨，在漢口參加紅十字會的救助工作，並擔任漢口婦女部的部長。1929年她被秘密調往上海任中共中央書記處秘書，兼機要交通員，曾參與營救過周恩來、關向應等中央領導人。
　　抗戰爆發前，黃慕蘭決定改名黃定慧，家人很不解：難道你要做尼姑嗎？他們並不知道，改名定慧是為了以佛教名義掩護黃慕蘭開展地下工作，秘密營救獄中的同志。1936年冬天，上海發生了著名的“七君子事件”，國民黨串通上海巡捕房，以“危害民國”的罪名，秘密逮捕了沈鈞儒、鄒韜奮、李公樸等七位愛國志士，黃慕蘭的丈夫陳志臯參與了律師團，義務為七君子辯護，而黃慕蘭則積極推動七君子的營救工作。
　　除了這次舉國關注的營救，黃慕蘭和丈夫還先後參與了不少愛國人士的營救工作。1937年“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後，上海淪為了“孤島”。宋慶齡、沈鈞儒、鄒奮韜、郭沫若等抗日救亡團體領導人必須分批秘密離開上海。由於日軍已經封鎖長江口，為掩護他們安全撤退，黃慕蘭和丈夫陳志臯等人向抗敵後援會建議，請饒家駒神父與日軍司令部打交道，以撤退難民的名義要求放郵輪進來，且沿途日軍不能開炮攔擊。
　　當時日本尚未與英、美、法宣戰，他們答應了饒家駒的要求。臨行前饒家駒建議，為確保人員的安全，不要在碼頭開盛大的歡送會。負責送行的，只有黃慕蘭一人。當年11月27日望著老老小小一船“難民”成功撤離上海，黃慕蘭的心這才安定下來。此時又有一項復雜而艱巨的工作懸在她的心頭，她牽掛的，正是國際第一難民收容所。
　　“八·一三”前夕，在法國天主教神父饒家駒、陳志臯等慈善界人士的推動下，上海國際救濟會誕生了。這個救濟會聚集了當時上海各界反法西斯人士，他們中有天主教、基督教，也有來自租界工部局的力量，盡管他們的身份不盡相同，但在黃慕蘭看來，大家救助難民的意志卻是一樣堅定，因此結成了暫時的同盟。
　　第一難民收容所先後一共接納難民達4萬人次，這麽多人的給養是一大難題，除了一部分由工部局的納稅華人負擔外，其餘的都由華洋義賑會來解決。隨著難民的增多，糧食供應一度成為困局。在一次國際救濟會的會議上，委員們正在商量是否要再度削減糧食供應。黃慕蘭急了，她說：「在座的先生們、太太們，你們每天吃的是雞蛋、水果，甚至還有牛排，面包少吃點，不會餓肚子。但看看難民們，他們每天只是兩餐稀粥、一餐乾飯，如果減為三餐稀飯，你們怎麽忍心？」
　　不久為了減輕糧食供給的負擔，國際救濟會向租界當局提出，動員各收容所裏的青壯年難民返鄉生產。這次動員一方面是為了解決難民所的實際困難，另一方面則使收容所裏悄悄成長起來的抗日進步青年有了投身抗日的機會。在難民收容所的工作人員以及難民中，潛伏著不少中共黨員，他們有的是從獄中被釋放來到這裏，有的則是受上級指示來開展工作。收容所建立不久，一個黨支部就悄然建了起來。
　　據黃慕蘭回憶，當時的上海國際第一、第二難民收容所，以及由趙樸初所代表的上海慈善團體聯合救濟會的50多個難民收容所，成為了黨的特殊群眾工作陣地。黃慕蘭也在收容所的工作人員和難民中秘密發展了一批黨員，鼓勵他們參加新四軍。在黨組織的周密安排下，這批新黨員接受了短期集中訓練並進行了身份登記。最終組織決定由八路軍的劉少文和新四軍的李一氓負責集訓和輸送。
　　國際救濟會向當局提出，“為了減輕上海的糧食負擔，收容所裏的青壯年難民返鄉生產”。這一提議很快就獲得了法國的駐滬參贊夫人的附議，並在工部局會上獲得通過。人能出租界了，那遇到日軍怎麽辦？黃慕蘭請饒家駒出面，請他向日軍司令部交涉，要求日軍在難民返鄉途中不得阻撓，保證他們的安全，日軍同意了。
　　為了保證從水路撤離的“難民”能安全離開，黃慕蘭又想辦法租用法商輪船，並在船上掛起紅十字旗幟作掩護。在參加新四軍的難民們動身前夕，黃慕蘭在自己的家中為他們開了一個秘密的歡送會。那晚的情景她70多年後依然記得：她把臨別禮物一一遞到年輕人手中，那是一個紅十字會的救護包。黃慕蘭對他們說，明天起，你們就要抗日殺敵，報國仇家恨!
　　解放後曾經送這批年輕人參加新四軍的老黨員戴映東告訴黃慕蘭，當初從難民所走出去的這批年輕人有的在抗戰中立了功，有的還當上了司令員，還有許多人壯烈犧牲了。現在只要看到這個救護包，他就會想起難民收容所，就會想起黃慕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