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為何無比崇拜李鴻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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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緒27年(1901)11月7日，晚清重臣李鴻章在北京病逝。據晚清史料記載：「死前數小時，俄使仍佇立床前，迫其畫押，為鴻章所拒。俄使去後，鴻章遂命兒子經述草遺折勸自強；並命於式枚草遺折薦袁世凱為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此時，慈禧太后正在迴鑾路上，一個叫輝縣的黃河邊的地方。聞此消息，西太后甚為悲痛，「震悼迭次」。
　　這時，亦有一人為李鴻章之死感慨萬千。他就是維新派主將、國學大師梁啟超先生。梁任公以其才情，奮筆疾書，寫出了著名的《李鴻章傳》。按理說，梁啟超與李鴻章，政治上不是同路人。何以為李鴻章之死而激動呢？梁啟超先生在其著者自記中承認：「著者與彼，於政治上為公敵，其私交亦泛泛不深。」但是，四十年來，中國大事，幾無一不與李鴻章有關係。故為李鴻章作傳，不可不以作近世史之筆力行之。著者於時局稍有所見，不敢隱諱，意不在古人，在來者也。一席話，自是點題了。這樣一個重要的人物，而且毀譽如此相抵之人，怎麼可以不寫？當然要寫出來。他的目的，當然是要給後人一個交待，一些啟迪。
　　梁啟超寫傳記，不同於古人作傳或以傳，或以年譜，或以行狀，類皆記事，不下論贊。他則是大膽夾敘夾議。自比太史公。梁啟超先生的《李鴻章傳》，其精華部分，則在其議論部分。特別是開篇的序論和第十二章的結論，相當精闢。比如，緒論中關於毀譽人生的論述，流傳甚廣。
　　天下惟庸人無咎無譽。舉天下人而惡之，斯可謂非常之奸雄矣乎。舉天下人而譽之，斯可謂非常之豪傑矣乎。雖然，天下人云者，常人居其千百，而非常人不得其一，以常人而論非常人，烏見其可？故譽滿天下，未必不為鄉願；謗滿天下，未必不為偉人。語曰：蓋棺論定。吾見有蓋棺後數十年數百年，而論猶未定者矣。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論人者將烏從而鑒之。曰：有人於此，譽之者千萬，而毀之者亦千萬；譽之者達其極點，毀之者亦達其極點；今之所毀，適足與前之所譽相消，他之所譽，亦足與此之所毀相償；若此者何如人乎？曰是可謂非常人矣。
　　梁啟超先生評價李鴻章，提出了人生的毀譽觀，富有哲理。這世界上，本沒有什麼完人，也沒有黑白分明的人物。因此，他站在歷史的高度，才會感慨：「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一個政治上的陌路人，如此敬重李鴻章，也是少見的。確實，「合肥(李鴻章是合肥人)之負謗於中國甚矣」。當時如此，後來亦如此。尤其是我們讀書的年代，對李鴻章向來是全盤否定的。對一個毀譽參半的歷史人物，我們應該有一種什麼樣的評價態度呢？想想真是可笑。梁啟超的胸襟，不能不讓人肅然起敬。
　　李鴻章於1823年2月15日出生在安徽廬州府合肥縣磨店鄉一個耕讀之家，1847年中進士，初從師曾國藩，講求經世之學。1853年回籍辦團練，鎮壓太平軍。1861年11月，奉曾國藩之命整頓團練，招募新兵編練淮軍。1864年，率部克常州，賞騎都尉世職，再攻佔太平天國首府南京，被封為一等肅毅伯爵，賞戴雙眼花翎。1865年，署兩江總督。旋調集淮軍6萬人赴河南鎮壓捻軍，接替曾國藩為剿捻欽差大臣。1867年授湖文總督，賞加一等騎都尉世職。1868年加太子太保銜。旋任湖廣總督、協辦大學士。1870年，兼署湖北巡撫，繼曾國藩調任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事務大臣，掌管清外交、軍事、經濟大權，成為洋務派首領。1873年後，授大學士、武英殿大學士、文華殿大學士。李鴻章多次代表清廷辦理對外交涉，簽訂了中英《煙台條約》、《中法新法》、《馬關條約》、《中俄密約》及《辛丑條約》。
　　梁啟超先生評價李鴻章，當然有諸多批評。比如，他曾說：「李鴻章不識國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勢，不知政治之本原，當此十九世紀競爭進化之世，而惟彌縫補苴，偷一時之安，不務擴養國民實力，置其國於威德完盛之域，而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挾小智小術，欲與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讓其大者，而爭其小者，非不盡瘁，庸有濟乎？」但是，總體而言，他對李鴻章是賞識有加的。他在結論中說：「李鴻章必為數千年中國歷史上一人物，無可疑也；李鴻章必為十九世紀世界史上一人物，無可疑也。」他也將李鴻章同中外歷史名人放在一塊比較高下，如西漢重臣霍光(霍去病同父異母之弟)，三國重臣諸葛亮，唐中興靖亂之功臣郭子儀，宋變革功臣王安石，以及同時代的曾國藩、左宗棠、張之洞等人，以及梅特涅、俾斯麥、格蘭斯頓、伊籐博文等外國名相。梁先生的評語，相當客觀，有過之，有不足，有相當。與這些人想提並論，可見李鴻章在梁啟超先生心目中的位置。
　　有意思的是，他也提到了秦檜。怎麼會提這麼一個千古罪人呢？因為中國俗儒罵李鴻章為秦檜者最多焉。法越中日兩役間，此論極盛矣。出於市井野人之口，猶可言也，士君子而為此言，吾無以名之，名之曰狂吠而已。從中可以看出，梁啟超的態度是鮮明的。老百姓說說也就算了，但是君子之輩，若出此言，他簡直無話可說。罵李鴻章的人，當不是君子之輩。他居然用了狂吠兩字。足見其鄙視之態。
　　梁啟超在《李鴻章傳》中，多從大處著眼，著力寫李鴻章處置大局及應變之策。但是，他也以老練的筆風，多處提及李鴻章之小節。讀之有趣。比如，說李鴻章治事。李鴻章之治事也，案無留牘，門無留賓，蓋其規模一仿曾文正雲。其起居飲食，皆立一定時刻，甚有西人之風。其重紀律，嚴自治，中國人罕有能及之者。不論冬夏，五點鐘即起，有家藏一宋拓蘭亭，每晨必臨摹一百字，其臨本從不示人。此蓋養心自律之一法。曾文正每日在軍中，必圍棋一局，亦是此意。每日午飯後，必晝寢一點鐘，從不失時。其在總理衙門時，每晝寢將起，欠伸一聲，即伸一足穿靴，伸一手穿袍，服役人一刻不許遲誤雲。這是說他的嚴謹之風。
　　眾所周知，李鴻章是曾國藩的門生。一生受其影響很深。其一生之學行見識事業，無一不由國藩提攜之而玉成之。其實，李鴻章早年，也是一個愛睡懶覺的人。他在曾國藩湘軍中做幕僚時，經常因此晚起。但是，曾國藩是一個嚴厲之人。他吃早飯，必定要等幕僚一起進餐。有好幾次，李鴻章晚起，被人喚醒。待到餐桌前，曾國藩還不曾動筷。對李鴻章也不動聲色。這就是所謂的以身作則。曾國藩也深知李鴻章年少氣盛、血氣甚強，接人常帶傲慢輕侮之色。在湘軍營中，曾國藩既揚其所長，挫其他下屬銳氣，也曾對其屢有教誨。對此，李鴻章都是終身受益的。然而，有一點，李鴻章至死都沒有學會。這就是曾國藩的城府。曾國藩「深守知止知足之戒，常以急流勇退為心」，但李鴻章不懂，一直想勉勵而為、從不退縮，反而抱怨「吾被舉國所掣肘，有志焉而未逮也」，最終卻落下諸多曠世罵名。
　　梁啟超說：「李鴻章之治事最精核，每遇一問題，必再三盤詰，毫無假借，不輕然諾，既諾則必踐之，實言行一致之人也。」這裡的關鍵是兩句話，一是「不輕然諾」。也就是說不會輕易說「YES」。其實，做官之人，當然要學會說「不」。李鴻章也如此。但是，他還有一個特點，是「諾必踐之」。所謂的「言必信、行必果、諾必誠」。這也是李鴻章與歷朝歷代眾多政治人物有所不同的地方。他是一個「言行一致」之人。梁啟超崇敬他，自然是有原因的。這個社會，只說假話，不說真話，已然成風。而一個政治家，如此做派，自然是稀罕的。
　　顯然，梁啟超寫《李鴻章傳》大抵是客觀的。他自己曾說過一句話，倘若李鴻章地下有知，「當可寬慰」。不過，梁啟超替李鴻章樹碑立傳，當然不是想讓李鴻章九泉之下得到寬慰。在《李鴻章傳》的結論中，梁啟超說「李鴻章往矣，而天下多難，將更有甚於李鴻章時代者，後之君子，何以待之?」呵呵，我們都是「後之君子」，捫心自問，又當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