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和伊騰博文的差距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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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世紀，李鴻章與伊藤博文，一個是中國的首輔大臣，一個是日本的首任首相，地位相當，時代相同，風雲際會，砥柱中流。面對共同的“千年未有之變局”，歷史發令槍猛然打響，在中日近代化大比拼的賽道上，洋務運動與明治維新同時起跑。懷著富國強兵的同樣夢想，李鴻章和伊藤博文作為領軍人物，帶領各自的國家一路追趕。儘管日本起步比中國還遲，然而最終結局卻大相徑庭，一悲一喜，大清王朝愈加搖搖欲墜，日本帝國則一飛沖天。世事流雲，人生飛絮，同樣是“經世之才”，一個身背罵名，抑鬱而終，一個大功告成，奇勳蓋世。這樣懸殊的結果，難道真的是南桔北枳、水土不服？還是真如李鴻章所抱怨的，只怪“君臣朝野人心不齊”？
　　1901年12月26日，即李鴻章死後50天。一代大家梁啟超便寫出皇皇大作《李鴻章傳》一書，該書敘述評價了李鴻章的風雲一生。並率先把李鴻章與伊藤博文作了比較分析。梁啟超認為，鴻章必為數千年中國歷史上一人物，無可疑也。李鴻章必為十九世紀世界歷史上一人物，無可疑也。在早年的櫛風沐雨之閱歷方面，伊非李之匹，而李在政治識見和客觀環境方面，難比伊藤。梁啟超還把李鴻章放在近代國民國家的政治理念下進行評判，指出今日世界之競爭不在國家而在國民，而李鴻章不識國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勢，不知政體之本原；知有洋務而不知有國務，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事，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內治，只有朝廷而不知有國民，認為李鴻章是時勢所造之英雄，非造時勢之英雄。
　　梁啟超不愧目光如炬，巨筆如椽，其學貫中西，識見犀利，一劍封喉。千載而下，恐怕對李鴻章認識評判的客觀全面，無出其右者。不過，梁任公只見樹木，未見森林；只見其果，未證其因。蘋果埋進肥沃的土壤就會生根發芽，投進五色醬缸只會腐爛變質。讓我們試著從文化結構上找找原因。
　　據李鴻章的幕僚范當世説，李鴻章在直隸任內，喜看《管子》，甲午戰爭後喜看《莊子》。就這麼兩本書。李鴻章在給一代大儒吳廷棟寫信的時候，自己也説鴻章少年，有志於學，不得已為事情所累。因此人們通常認為，李鴻章是沿著傳統的科舉道路進身的，他的知識結構是中國傳統儒家文化，這種知識結構本身的弱點與缺陷，決定了他不可能走得更遠。著名科學家周光召指出：「中國古代大多數知識分子不善於做定量的數學分析和形式邏輯的推理... ...所以對自然界的理解常常是一種猜測，缺少科學根據。」。已故學者馮建輝在其《命運與使命—中國知識分子問題世紀回眸》中進一步闡明，歐洲的自然科學知識伴隨著文藝復興而迅猛發展，促進了整個生産力和社會經濟的飛速進步。而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儘管不乏深刻的見解，合理的成分，但總體上，其基本主張、價值觀念、思維方式，與現代化發展趨勢是不相適應的。就連被稱為東方聖哲，終生致力於弘揚儒家文化的著名學者梁漱溟，晚年也曾深刻反思説：「儒學開不出新天地來」。
　　伊藤博文的知識結構和文化觀念，顯然要比李鴻章開闊新穎得多。梁啟超説：「伊有優於李者一事焉，則曾遊學歐洲，知政治之本原是也。」他學過漢語，在倒幕運動中又學會了英語，不斷從洋學中獲得啟益。1863至1864年間，他曾留學英國。時日雖短，見識頗豐。他在日本政要中向以“勤學家”和“讀書癖”著稱。據記載，他不斷讀書研究，直致做了總理大臣後，依然驅車至丸善書店看書，連外國的新聞雜誌都期期必看。
　　然而，在幾乎沒人知道世界上有蒸汽機的大清國裏，頭上是頂戴花翎、腦後依然拖著辮子的李鴻章，練淮軍、興北洋；開招商局、置機器局，製造兵器、倡設鐵路... ...如果沒有點兒真功夫，能辦出中國47個“第一”？僅僅從自身文化結構上找原因，顯然是不夠的。伊藤博文照樣精通儒學，樂此不疲，甚至他的治國名言就是“一手拿論語，一手拿算盤”。他為什麼沒有中毒呢！